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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给孩子最好的美育?

2016/6/16 9:27:12 人评论 次浏览 分类:育儿宝典

 我个人觉得,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。

 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,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,是一个“果”,而真正需要探究,则是形成这个“果”的“因”。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,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,在道德、人格、感情培养的部分,根本可以是零分。因此产生这些现象,错愕吗?我一点也不觉得。

  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,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。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、好的大学?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,关心的是创作力,关心人性的美,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,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。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,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。

  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,就会知道,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,相反的,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。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,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。

  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?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台湾社会的“王水事件”,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,在慌张之际,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,她调出了“王水”,犯下谋杀案。

  我们可以说,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,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。

  她是坏或是残酷吗?我不觉得,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。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,根本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,她很茫然;她当然茫然,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

  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“好学生”所为,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,都是最难考的,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、考试里,忽略了其它。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,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,对于“罪”的本质,完全不了解。

  所以我一直觉得,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,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,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。

  分数和人格、智慧完全是两回事

  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,我很苦闷。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、转变的时期,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。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,声音变粗,性征出现,等等,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。我想,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,就在此时,也就是启蒙时刻。

  在那个时候,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,却无法解答。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,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?我的精神在哪里?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。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,以男孩子来说,包括我和我的同伴,都是非常严重的,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。

  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。我在书店读文学,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,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,要到哪里去,我是什么,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。

  因为这样,有一段时间,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,几次考试都非常糟。我因此被学校、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。我想,在那一刹那之间,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。幸好文学救了我,让我有足够的自信,不但没有变坏,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。

  同一个时间,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。这些同学,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,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。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、最好的大学,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,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,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。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,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,因为考试不会考。

  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,因为他的分数不够,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;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,也是用分数,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。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,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,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。

 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些好学生、好孩子即使犯案,手法都是最笨的。他跑到PUB去,在电梯内抢劫,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。是悲剧吧!却令人难以同情。

  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“好学生”,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,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“资优生”,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。

  我要呼吁的是,所谓的“明星学校”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,知识分数越高的人,自己越要特别小心,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,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。

  学校豢养“考试机器”是最大的悲剧

  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,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。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,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?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,为什么这种 "士"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?我觉得,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。

  当然,这几年来,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,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,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、艺术教育,但是我觉得还做得不够。

  我想强调的是,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,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。有时,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,就像养鸡场、养猪场,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。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、最好的文学、最好的电影,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。而这些,是不能考试的。

  你在镜子前好好凝视过自己吗?

  我曾帮朋友代课,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。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,我很想认识他们,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,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。他们不是美术专业学生,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,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。课后,好多学生告诉我,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看自己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,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,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。

  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,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,后来母亲醒来,向他们求饶,他的同伴不敢下手,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,妈妈对他们很好,最后居然还是这个孩子亲自动的手。

  我想,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!他自己的美或丑、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,他都不了解。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,可以无动于衷。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,思考自己的可能性。

  当我在课堂上,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,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。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,是他们不敢面对的。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,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。

  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,上台以后,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。到了第三个礼拜,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,最后他们说了,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们的父母、老师听过这些话吗?没有。在升学体制中,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。

  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。要真正去发现他们,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,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。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,积压到一定的程度,会出事情的,这令我非常担忧。

  一切都在商品化,是时候反思了

  我们提到价值观,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,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。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“唯利是图”,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:利。

  以电视节目来说,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,会不会卖钱?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“买卖”作为价值判断。社会在制造商品,人也变成商品,在商品化、消费化的鼓励中,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。

  如果要检讨的话,就应该是做整体的、全盘的检讨,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。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,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。其实,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、物化,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。你可以看到,一切都在商品化,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。

  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,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,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,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。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和网络会看到什么好消息,照这样走下去,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。

  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,到五千辆,然后是五万、五十万、五百万车子时,怎么办?只好靠广告竞争,刺激消费。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,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。我们不妨思考一下,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?买这部车子?是需要,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?

  学校无能为力,要依靠家庭、扎根生活

  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,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。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,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:你不要考试,不要升学,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,应该去画画,去读小说。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。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。

  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,这么做很危险,真的要非常小心。老师一定要是人师,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。当然,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,不能只靠老师,而是更多依靠家庭。

  台湾戏剧教育家俞大纲先生对我说,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,经常带他一起看戏、讲戏,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。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,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,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,一首一首讲,不需要看书,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,一面唱戏,把李商隐讲完了。

  我想,一个好的人文教育,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。

  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,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。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,对食物不会感兴趣。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,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,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。

  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,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、欲求的阶段,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。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,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作为“人”的自信。

  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,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,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。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。他好像有一种“够了”的感觉,那个“够了”是一个很难的哲学:我就是做这件事情,很开心,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,所以,够了。